火爆全网的学术酒吧，到底都是谁在去

“喝酒和学术怎么能搞到一起？”但学术酒吧确实做到了。

故事的开端发生在上海，一个流行在马路牙子喝精酿啤酒、用精致打包盒在路上吃法式brunch的城市，不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被网友评价为浑身上下散发着“紧绷的松弛感”。因此，出现在上海这件事，为学术酒吧增添了些许合理性。

不过，学术酒吧并不算新鲜玩意，它起源于英国的SciBar，最初是英国科学协会(The 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的非营利项目，其目标是让更广泛的公众了解科学知识。

学术酒吧最初所宣扬的，就是在一个非正式场合中，给研究人员或爱好者提供谈论其专业知识的机会。

社交媒体上对上海学术酒吧的争议。

被骂“装”的同时，它却也开得火爆。就在这一个多月内，西安、武汉等地陆续开起学术酒吧。终于，这阵风也刮到了广州。面对这座更日常 、更务实的城市，它又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首先，我们不是开组会”

9月20日，周五晚上的学术酒吧，一场题为“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人的理性能否应对必然发生的命运”的学术分享活动异常火爆，酒吧老板阿达采用了预约制，他不得不拒绝一些慕名前来的客人。

正式开场前，阿达还兼任主持人简单介绍了当晚的学术主题和主讲者——来自广州某高校研究哲学的黄老师。随后，阿达附加了一句:“首先，我们不是开组会。虽然叫学术酒吧，但我希望这是一场轻学术分享。”

说罢，在场二十多位席地盘腿而坐的听众不约而同地抿嘴窃笑。实际上，似乎没有人在期待这将是一场组会，包括本次的主讲者黄老师。

关于学术酒吧就是一群人下班后还要聚在一起开组会的想象，更多来自于社交媒体的讨论。

“这也许是广州*的学术酒吧”帖子下方的一条评论。

在正式分享之前，黄老师轻声提醒大家不要拘谨，可以讨论。坐在吧台边上一位显然是e人的男生不时打断老师，例如在提到“俄狄浦斯王是理性的代表”时，他插了一句:“那如何定义理性？”

在讨论的过程中，坐在中间位置的几位“活跃分子”围绕理性、先知和命运等概念展开了数轮激烈的讨论，主讲者黄老师反而成了略为沉默的倾听者。

当学术酒吧来到广州，似乎也变得清新质朴起来，比如说，来者大多穿着朴素，讲者也不会在字里行间暗示其期刊发表情况。当记者问起他的在校职称时，黄老师直言:“就，非升即走的那种。”

全程只负责端酒送水的老板阿达，硕士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的逻辑学专业，却自认为是学术天赋不足的哲学差生。阿达告诉记者，发表期刊论文不是学术酒吧的“入场券”，不过他会确保每一场学术分享的主讲人，都是来自高校的研究者，包括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阿达称，原本他只想开一家可以举办小型活动的“homebar”。还在思考该用何种形式包装时，上海带火了“学术酒吧”的概念。他坦率地说，这波概念带来的流量正好被他赶上了。9月14日，他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名为“这也许是广州*的学术酒吧”的帖子，流量飙升。

今年7月份，阿达被一家科技公司“优化”后，开始思考未来出路。在最初一个月里，他面试过好几家公司，但最终决定创业，开一家homebar。理由很简单，相比其他形式的酒吧，homebar这样的轻资产创业项目花不了几个钱，对失业人士友好。

在这之前，阿达还在社交媒体上当过“失业博主”，分享失业日常的帖子，他所创建的“失业群”里，很快就达500人满员。“当处在经济下行期，年轻人不免感到迷茫，大城市里的人每天都有不同的烦恼。我的理想之一，就是让人们来到这里会产生一种回家的感觉。”

而在营造出家庭氛围以外，将陌生人连接起来的话题也尤为重要，于是学术酒吧就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这里。阿达认为，这是如今这个概念能火起来的原因。

体制内学者向外求索

就在一周前，黄老师被社交媒体的算法精准投送，在小红书上看到“广州*的学术酒吧”帖子后，立马动了心思，给阿达发私信并迅速定下他将要分享的主题。

当阿达把学术酒吧这个概念在社交媒体上铺出去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主动找过哪位学者，而是对方找上门来，包括高校的青年学者和在读博士。他们会跟阿达说:“诶，原来我正好有一个东西想分享。”

阿达也曾与在母校任教的师兄交流，发现在大学里做研究容易脱离现实生活，但不乏期待冲破象牙塔、与社会连接的青年学者。这里所说的“社会”，指向那些早已远离大学教育的普通人群。

“当时我就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在这里架起一个桥梁，让更多学院派的人，老师也好，博士也罢，有机会跟更普遍的非学生群体做一些知识上的交流。这不一定是他的研究成果，也许就是他对这门学科的一些思考。”

但是大学里的研究者为什么想来酒吧做学术分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黄老师认为，这是他打破同温层的一次尝试——这对于哲学研究者尤为重要。他说:“哲学这门学科号称具有普遍性，要回答所有学科中最基本的问题。但我也很害怕，这样的研究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

搞清楚一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能否引起人们共鸣，他的方法论就是:走出大学的围墙，进入一个大众空间，在一群专业背景各异的陌生人面前，等待充满偶然性的回应。黄老师认为，这比他平常在学校里写论文、拿指标要重要得多。同样，这是需要付出一点勇气的。

在力图探索“非体制学术空间”这点上，黄老师自称是学校里的“异类”。在他看来，大多数老师最在意的是自己能否达到考核指标，其他无关的事情都被视为占用时间，他们也不再愿意承担各种学生工作，比如好好备课。

自学术酒吧破圈之日起，该概念就遭受了一定程度的误读，令人感到拧巴的点在于:学术空间和酒吧空间的不适配感。该观点认为，所谓搞学术，就是写论文、开组会、做报告。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学术生产具有丰富的外延，曾经没有现代大学的年代，科学研究亦未曾停止过。而现代化进程中对学术的改造，其中就包括将知识生产过程纳入到制度化的空间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德国大学。

“今天，这一内在志向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便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即学术已达到了*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写道。

体制外的学术空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比如带有学术分享性质的咖啡厅、书店和茶馆，一直存在于城市当中。可是为什么唯独学术酒吧引发如此大的讨论度？

“界面文化”编辑部在一次关于学术酒吧的讨论中提到一个观点:酒吧就处在街头，无论身份如何，一般都能进入；而学术则具有相当的精英性，学术生产活动仅被极少数人掌握——因此，学术酒吧是介于街头和精英之间的产物。

而在所有街头空间当中，酒吧所代表的是一种与“精英气”最相冲突的风格。就是在这种最不可能学术的场合中，黄老师达到了他来这里的目的。

文科生的圈地自嗨？

学术酒吧的帖子发出不久，阿达就在评论区收到不少网友的争议，毫无意外，是绕不开的“文理之争”。

“理科生说，这是一帮文科生在自嗨。一些文科生也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甚至有一个文学博士说，这个酒吧其实是理科生搞的。”阿达说到这里时，自己也忍不住笑出声，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纯血文科生。

从广州学术酒吧爆火的帖子下方的评论区可以窥见文科生不受待见的现实情况。

不少嘲讽学术酒吧的人以较常出圈的哲学话题分享举例，他们认为人文社科的话题就是谁都能说上两句，门槛低。而这也意味着学术卖弄的“翻车率”更低。有的人会说，找个理工科话题来聊聊就老实了。

可这些人不知道，在数个世纪前的西方社会，关于科学的讨论也并不总是发生于大学实验室，相反是在沙龙里。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提到，实际上，在十六、十七世纪，科学并不局限在专家圈子里，科学、哲学和艺术仿佛仍处在“同个平台”之上。在当时，科学还主要不是在大学里面发展的，而是在沙龙里。“有教养阶层在沙龙里讨论文学艺术，他们同样也有能力讨论科学。”

如今，在文理科二元划分**，同时文科知识对现实改造普遍无力的社会中，“文科无用论”的确大有市场。不过，学术酒吧并不会对此开出任何药方，相反，它还可能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使这样的声音被放大。

譬如常被人群嘲的学术酒吧光顾人群当中，大谈后现代哲学的“长发欧陆哲学男”、张口闭口就是身心灵和命理学的“民间大师”，已经成为遭人群嘲的互联网景观中的一环。

但必须承认，现实中很多人去学术酒吧听分享，他们既不为卖弄，也甚至不是文科生。在周五晚的学术分享会上，就有不少理工科背景的客人到现场，听一场跟他们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哲学分享会。

接近晚上十二点，讨论从举手发言的公开讨论逐渐变成三三两两的私聊。注意到全场较为沉默的三位材料学专业的男硕士，我询问他们今晚的感受。

他们说，尽管很多东西听不懂，但有机会走出实验室，听那些平时不会谈及的话题，本身就很难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就此学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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